总还有另一种说法
剧种限令生效的第三天，我们开始看书；第七天，电视机上落满了尘埃；第十三天，书目限令出来了，我们将书柜付之一炬；第二十天，我们开始哼唱电视机和收音机里每天轮流播放的那几首歌曲。除此之外，我们无事可干。第四十三天，我们在机器检修的间隙聊天。
“按日子推算，今天我追的那部剧应该是完结了，”张崇真说。说话时她紧紧地抱着手里的茶杯，用呼吸拨开萦绕于上的雾气。冬天逼近了我们镇。想了一会儿，她又补充道，“昨天就完结了，按说，网上应该下载得到资源。”
“镇上所有网络都成了闭路，你去哪里下？”李仰明道。他靠在墙壁上，用手揉他的眼睛。由于长时间劳作，它们应和以吱嘎的声响。我们沉默了一会儿，各自思考。仰明又说：“何况今晚要开全镇大会，会上要抽背镇长口号。我们下了工就要赶过去，你连开电脑的时间都没有。”
崇真露出参加爱犬葬礼的神情。不过哪有什么爱犬的葬礼。在普遍评判标准线以下的事物，就算凭空消失也不会得到妥善的解释。
我什么也没说，我只是崇敬地看着他俩。他们总是很有主意，不论是在大限令前还是在大限令后。我们三个人一块儿长大，经历了街坊间长大的少年应当经历的所有事儿。崇真喜欢看外面的电视剧，仰明喜欢读外面的书本，我只是跟在后面，听他们给我讲诸多外面的知识。
而“外面”这个概念，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了。大约是五六年前，镇上突然爆发了一次文化大危机。电视台倒闭了。因为收视率过低，没有商家愿意给钱在本镇的电视台做广告。我们习惯看外面的电视节目。书店里没有本镇人写的书了——这是镇长发现的。他走了几圈，发现大家手里捧着的都是外面的书。这令镇长非常生气，他认为本镇的人就要被外面侵蚀了，或者说，“要扶持镇里人自己的产业”。于是他挥挥手，把外面的书和电视的引进削减了一半。
这对我而言影响不大，我本是对外面无所谓的人，镇长说什么，我就听什么。但崇真和仰明非常愤怒，以至于外面三个人坐在一起时，我总不敢说出我的念头。他们一得闲，就聚在一块，念叨些自由什么的，开放什么的，这些外面的东西告诉他们的字眼。
“本镇的东西能看吗？”崇真尖酸地说。她的语气像滚动着两列飞驰的火车，长鸣不休，“本镇人就爱看戴绿帽的、婆媳闹的、谈情爱的小打小闹，本镇人不爱决定自己的生死！”
我听了有些生气，但后来想想，可能是我也是那种守着本镇自制的，有关戴绿帽的、婆媳闹的、谈情爱的电视节目的本镇人之一。但仰明先我一步，他的声音低调而沉稳，像路基里沉着的大石块。他说：“你别这么激进，镇长这么做，也许确是有理由的。”
但是有什么理由，我们也想不出。我们当时高中都还没毕业呢。而“外面”的恶传，也是从那时开始的。我们听镇长日复一日地强调，外面的东西是鸦片，是害人精，会让我们的孩子三岁就反抗我们，在刚拿得动刀的年纪就互相杀害，在学校谈恋爱，无心上学，有伤风化。会蛊惑我们去外面，为别人当奴隶，背井离乡，又因无法回到本镇而日夜恸哭。他还强调，去到外面的人，推崇外面的东西的人，都是镇子的叛徒。
“叛徒”这两个字太重了，重得我们只有在本镇的大学念完书，进入本镇的工厂。这种说法流传了五六年，到这个冬天，终于完完全全地咬紧了镇子的牙关。我们每天在电视里看本镇自制的电视节目：讲述青少年们在学校里夭折的情感，又落到万人唾弃的结局；镇长英明，镇长是镇上人的救星，镇长使我们免受外面的迫害，镇长万岁；没有争吵的人间喜剧，大家相亲相爱，理解万岁，不需要异己与分歧；镇长英明，镇长万岁；一点点引人遐想的性感暗示都是羞耻的，袒胸露乳是放荡的，应该掐灭；我们生活在平和而欢乐的小镇。
接着收工铃响了，我们从机器旁站起，回到岗位上去。我们做的是流水线的活计，模具定制好花样，一按一个准。我们三个人呆呆地注视着一团又一团挪过去的面团，被按制成一模一样的、死寂的面饼，谁也没有再说话。
但是总还有另一种说法。
镇长的话将镇的缝隙堵得严严实实的过程中，另一种说法也在潜滋暗长。这种说法归类为，“外面”并没有那么坏。他们举例说，过去，在我们还能看到与听到“外面”的日子里，我们过得也还没有那么糟。我们的后代博闻强识，拥有自己的判断，我们的感官和心理也得到至上的娱乐。这有什么不好呢？
对于这种说法，我无可厚非。但崇真和仰明似乎是它的拥护者。他们总是在背地里讨论这种说法，没日没夜，似乎异常激动。我将茶水端进房间里，送给他们润一润干涸的喉咙。总觉得他们话语里的冲动要撞破壁垒，长出什么东西来。
所以，异变发生在两周后的冬夜。那是我们每周例行集会，抽背镇长口谕的日子。
我们镇的四周是高高的围墙，围墙外是一望无际的荒原：这就是我们与“外面”不可逾越的壁垒。但是一次下班后，坐在饭馆里，仰明笃定地跟我说，他找到了围墙的漏洞。
“是什么？”崇真的眼里滚动着冬夜的星汉。但我不敢问，我隐隐预料到他们要做什么。
“我准备好了跨越平原的食物和水。”仰明说。不需要别的解释，我已经明白了。我颤着嘴唇说不时，他又接着解释道。
“镇长在集会时会召集全镇的警卫去维护他的安全。就在讲台的东北角，有一个废弃的楼梯，可以通到外面。那天晚上，警卫薄弱，我们就走掉。”
言罢，他俩都看着我。崇真的手碰到我的，我哭了起来。我说：“你们会死的。”
他俩仍然看着我。崇真的手覆在我的每一个呼吸的毛孔上。“我们相信镇长，不好吗？”
“你要知道，”仰明沉稳地回答我，“我们并不是为了某一种说法而活着，或是离去的。我们是为了‘另一种’说法的存在而存在。”
他说这话时目光熠熠地看着我。寒风透过窗缝，发出号角一般的声响。这种号角声贯穿了那之后的我的每一场梦境，在集会当日，在聚光灯的边缘捕捉到两个攀着墙沿，小心翼翼地行走的身影时，我仍然听得见。
当然，我什么也没说。我夹在集会的人群里，面朝讲台上的镇长，一同高声呼喊。
“我们镇是、并将会一直是怎样的镇？”镇长举起双手，向我们咆哮。
“民主！”我们齐声高呼。崇真的手一把抓住了楼梯的门把。
“友爱！”人山人海的呼告中，她打开门，招呼后面的仰明。
“包容！”仰明背着大包，艰难地攀上去，在进门前，朝底下乌泱泱的人群最后望了一眼。
“自由！”我尖声叫道。门关上了。
镇长在叫喊平息后，翻动手中的全镇名册。我与人群屏息等待这个抽查的时刻。少顷，他凑近话筒道：“李仰明。”
话筒声在广场四面的建筑物之间，弹球似的折返。灯光岑寂。
镇长又叫了一次。
他往下数了一个：“张崇真。”
我在灯光下看他，感到他坚不可摧的灰色头发有一些颓然和苍老。
“张崇真！”
“她走了！”我大声吼道，“仰明也走了！他们去外面了！”我大声说了两遍，我觉得自己悲悯、平静又壮烈。
从那之后，他们成为了全镇的叛徒。他们的名字被挂在镇集市的当口，每天接受诅咒、唾骂与排斥。镇长召开多次讲话，宣布他们是通“外”的异类，为人不齿。
但仍不时有一些将信将疑的人来询问我，原因，以及他们的下落。关于原因，我只是重复一遍仰明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他说，我们是为了“另一种”说法的存在而存在着。而至于下落，我不知道。他们或许早已饿死荒原，或者受“外面”的迫害与拘禁，永世不得返。但这都不受我的控制。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每一个要听的人。
因为我们不会为某一种说法终其一生。总还有另一种说法。